当今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自从对苏联的冷战以来，美国就意识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对国内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严格把控舆论导向，2014年美国教育部网站因摘录毛泽东的话为每日警句而遭举报，当天就被撤掉；另一方面不断向外输出自己的思想文化，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宣扬他们所谓的“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双重标准可谓是相当严重了。其中，宗教传播也是美国向外文化渗透的一个主要途径，以及由洋宗教衍生出的邪教也是层出不穷，美国对于本土的邪教打击是不择手段，却披着“普世价值”的外衣扶持我国的邪教势力，李洪志、赵维山等邪教头目纷纷投奔美国，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

       我国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也越来越重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必须将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也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虽然习近平总书记没有直接将意识形态的攻防提升到战争高度，但从两国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程度来看，大国之间的战争早已没有了硝烟，而是文化和价值的无声渗透和侵略。

       邪教作为一个直接向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发起挑战的特殊存在，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鼓动下，已经在赤裸裸地冲击我党政权，在与政府抢夺人民群众，因此反邪教斗争必须要打，且一定要赢。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在美国的双重标准和不断地滋扰干预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邪教斗争开展尤其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很多年，我国的反邪教斗争都是只做不说，但是这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导致大多数群众对于邪教滋生蔓延和危害程度并没有明确地认知，缺乏基本地自我保护意识，被邪教裹挟地可能性大大增加，并最终沦为西方势力的政治棋子。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在10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也正是依法治国的全面深入，让人民群众对我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好感度大幅提升，我认为，依法治理邪教同样可行，这不仅能够让邪教治理工作从台后走到台前，还能够通过对意识形态外化行为的管控达到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控，人的思想难以控制，但是行为却可以用法律来进行规范和约束，因此利用法律武器，是能够打好意识形态领域反邪斗争的。

       一、正本清源，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管理条例》管理宗教事务

       扶正才能祛邪，我国的《宗教事务条例》早在2004年底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公布，并于2005年3月1日起施行。时隔13年后，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新《条例》共9章77条，对宗教团体的合法性、宗教活动方式、活动场所、主持人员及开展活动的基本原则等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对于违反《条例》开展宗教活动的情形和惩处方式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然而，在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较偏远的地区，《条例》实施起来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以基督教为例，很多信徒以当地没有基督教堂为由，大搞家庭聚会和私人宗教仪式，当地政府也因为难于管理往往对这类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为由基督教衍生出的各类邪教的传播，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虽然说我们相信这其中不乏真的基督教信徒，但是由大量事实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家庭聚会都是由邪教信徒发起，借由基督教的名义来裹挟群众，直至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失去控制。

       因此，对于宗教事务必须依照《宗教事务条例》严格规范管理，防微杜渐，不给邪教任何可趁之机。

       二、堵截流通，利用现行法律法规断绝邪教思想传播渠道

       意识形态的扩散是需要渠道和载体的，思想不能凭空传播，当今社会也已经早就过了那个口口相传的落后时代，所以邪教的传播也需要渠道和载体，总结起来邪教的传播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书籍、网络和音像制品。我国现在对于出版物制作和流通的规范管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并没有单行法，但是近几年，我国各地已经有了依据现行法律条款对制作传播邪教组织出版物进行处罚的案例。

       比如：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省13名被告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分别被判处三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014年7月又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省3名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起案件判处罪名不同，但实际上被告都是因为非法制作和传播邪教组织出版物获刑。

       此外，2017年1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2001年4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比，不仅将现如今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的高科技手段犯罪纳入其中，同时对各种类的反宣品涉案数量进行三个等级的划分，可以说无论是从量刑标准的细化还是填补法律空白方面，都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地施行”，《新司法解释》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也为我们打好反邪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

       三、法律威慑，在全社会形成反邪合力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党和政府同邪教的斗争都是做得多说得少，甚至是能不说就不说。为了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工作在反邪战线的同志们默默无闻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的奉献和牺牲，对我国社会的阶段性稳定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需求不断提升，这样的“地下反邪”工作就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导致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即使是对反邪工作不太了解的领导干部，都不能透彻理解邪教的危害性，以及邪教在我国的存在和蔓延现状，导致反邪这项本身对于社会发展有利无害的工作，在社会的广泛认知上出现了断层。即使广大群众知道邪教是有危害性的，也并不知道“邪教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怎么区分邪教”、“遇到邪教应该怎么办”。因此反邪工作从台后走到台前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要求。曾经在我们这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可现如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民心，这说明只要是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就应该，也能够广泛地在人民群众中推广开去，依法治邪也是如此，坚持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力，打击邪教分子的嚣张气焰，树立人民群众的反邪意识，用好法律武器，形成全社会反邪合力，充分利用好群众力量，才能打好打赢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邪斗争。（来源：荆楚网）